[文/林毅夫]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表现是人类的奇迹。

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56美元，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1/3。与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8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中国仍然是一个内向型经济体，贸易仅占其GDP的9.7%。

虽然是从头开始，但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实现了年均9.4%的GDP增长率和年均14.8%的贸易增长率。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再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有7亿多人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此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受到当地金融危机影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3万美元，很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跨过1.27万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上述预测成功实现，在二战后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大陆将成为继南韩和台湾省之后，第三个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经济体。

在这一章中，我将讨论为什么中国能够在1978年开始转型后避免其他转型经济体的崩溃和停滞，中国为其成功付出了什么代价，以及它需要吸取什么教训。

如何避免中国转型崩溃

二战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同一个现代化梦想的激励下，在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的指导下，采取了类似的战略和政府干预措施，加快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都遇到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困难。

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转型。中国实现了稳定和充满活力的国家增长，而其他国家却遭受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和危机频发之苦(Easterly，2001)。

原因很多，主要跟转型策略的差异有关。

首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遵循了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受新自由主义的启发，以推进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己任。

这种战略的论点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失败是由于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当。基于这一观点，该战略建议，为了提高经济绩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立即消除所有扭曲现象，结束政府干预，以便让市场发挥作用。

然而，这些国家的所有扭曲都是为了保护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政府立即消除这些扭曲，这些大型行业势必破产，大量工人将失去工作，这将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没有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就会遇到“无皮无毛”的局面。因此，在华盛顿同意的休克疗法改革后，许多国家重新引入补贴和保护措施，以保持就业。

此外，这些大规模行业大多是基本需求或国防相关行业。即使私有化后，政府仍然需要继续补贴，以维持其运作。因此，在私有化、自由化和面向市场的改革之后，这些国家的政府重新引入新的补贴和扭曲，无论是为了社会稳定、基本需求还是国防。这些扭曲比已经取消的显性补贴和保护措施更不合时宜，甚至效率更低。

在私有化之前，企业管理者是国家雇员，如果他们遇到困难，他们会要求政府给予保护和补贴。如果政府提供帮助，企业管理者最多能增加在职消费。但是，在当时，把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是一种腐败行为，会受到惩罚。

私有化后，大企业的老板也会要求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补贴很容易成为m币（m币是传销吗马来西亚）自己的财富，会鼓励他们要求更高的补贴和援助。结果改革先是乱了，然后经济发展停滞，危机频发。

向现有政府部门提供了临时保护和各种补贴，以维持稳定。但是，中国政府也放宽和促进人们进入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规模的传统产业，这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完全一致。过去，政府采取了歧视和压制这些部门的做法。为了使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具竞争力，中国还需要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商业环境。

转型之初，中国的基础设施极其薄弱。尽管中国政府有意改善国家基础设施，但缺乏实施的财力。因此，中国建立了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以改善有限地区的基础设施。中国的商业环境非常糟糕，因为需要采取扭曲措施来保护现有产业。然而，在经济特区和其他经济区，政府消除了所有这些扭曲现象。此外，政府还为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和其他激励措施。因此，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迅速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中国在过去40年里保持了稳定，实现了强劲增长。随着我国资本的不断增长和积累，比较优势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升级过程中，中国可以受益于后发优势。

中国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多少？

虽然中国在过去40年的经济表现非凡，但中国为其成功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

环境恶化和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公众的不满，这也是快速工业化和缺乏适当监管的结果。此外，转型时期的主要问题是腐败蔓延和收入差距扩大。

1978年以前，中国的官僚体系是比较规范和廉洁的，中国社会也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2016年中国在176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79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和众多学者的研究，2000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高于国际警戒线(Liand Sicular，2014)。这些问题与中国务实的双轨转型战略有关。

一方面，政府对资本密集型老行业中无生存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临时保护和补贴，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开放和促进符合我国比较优势、能够实现动态增长的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

对于资本密集型的老行业来说，投资运营最重要的成本之一就是资本成本。在1978年开始转型之前，政府使用财政拨款支付投资和营运资金，因此国有企业不必承担任何资金成本；转型后，财政拨款换成了银行贷款。中国政府成立了四家国有银行和一个股票市场，以满足大型企业的资金需求。为了补贴国企，利率和资金成本被人为压低。

在转型之初，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的。随着双轨制的转变，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已经大到可以申请银行贷款或在股市上市。

由于人为的低利率和资金成本，谁能从银行贷款或在股市上市，谁就能获得变相补贴。这些补贴是以个人家庭在银行或股票市场的低回报为代价的。那些提供资金的人比他们资助的大公司的所有者更穷。对富人公司运营的补贴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此外，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准入会导致寻租空，从而导致有权批准市场准入的官员的贿赂和腐败。

同样，在1979年之前，大型国有矿业公司在经营自然资源开采业务时不必支付特许经营费，并会以极低的价格向其他国有企业提供产出。1983年，中国政府允许私营企业进入采矿业，并于1993年放开了对产出价格的管制。

特许经营费和销项税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一措施也是为了补偿国有矿山企业雇用多余工人和支付退休工人养老金的社会政策负担(林和谭，1999)。新成立的私营矿业公司没有这样的负担。获得特许经营权使它们的主人一夜暴富，这也成为收入不平等和腐败的根源之一。

此外，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和电信，是由国有企业经营的。政府逐渐放开了对这些行业的准入。这些垄断租金也是不平等和腐败的根源。

为解决腐败问题，中国推进了反腐败斗争。但是，腐败蔓延的根源是双轨制转换扭曲产生的租金。这一措施保护和补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一个资本匮乏的穷国。经过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资本变得相对充裕，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形成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挑战中国的比较优势转向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保持一致。因此，这些行业的公司提高了生存能力。只要他们有良好的管理，他们就可以在国内和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和利润。对受援企业的补贴和保护性质已经从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纯粹的租金。

消除所有剩余的扭曲和保护措施，完成向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的过渡，消除腐败和收入差距的根源，是过去和现在都必须采取的措施。

事实上，这是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初衷。

中国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启示？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启示？

本章的分析表明，第一，如果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它们就有可能在30年或更长时间内实现充满活力的持续增长，它们就有可能消除贫困并变得富裕。

在市场经济中借助政府推动，各国可以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有竞争力的产业可以保持利润，积累资本，参与产业升级，挖掘潜在的后发优势，使其经济增长率远高于高收入国家。正如中国在过去40年所经历的那样，几十年来一直保持7%或更高的增长率。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但需要正确的发展战略来充分挖掘潜力。

第二，大多数国家从以前的干预中继承了许多扭曲现象。这些扭曲的措施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寻租。这些消除扭曲的措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但扭曲的存在必然有其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除非首先消除扭曲措施存在的理由，否则试图消除扭曲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得不偿失。因此，一个着手改革的国家应该像中国在过去30年中所做的那样，务实地采取临时和过渡性的保护措施。

谨慎地开放新部门的准入，开放国家的比较优势，开放政府促进这些部门增长和发展的活动，可以使它们实现有活力的增长和保持稳定，同时为消除扭曲做准备。对发展中国家很有价值的建议是:根据一个国家不断演变的比较优势，采取循序渐进的务实方式。

同时，转型本身也需要保持务实的态度。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但这应该是一个由政府管理的过程，同时关注各行各业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商业机会。

本章的分析表明，审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它们的经验发展新的想法和理论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近年来，针对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软肋，我向大家推荐《新解狗》，这是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转型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从新界沟的角度来看，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在于“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结合，形成了市场和国家职能的有机融合和互补，两者相辅相成。

一个国家总结出来的理论能否适用于另一个国家，取决于这些国家前提条件的相似性。我希望新的界沟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挑战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摘自林毅夫新书《中国与西方:当前经济、政策与应对》，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

伊斯特利，威廉，2001年。“失去的几十年:尽管进行了政策改革，发展中国家仍停滞不前，1980-1998年”，经济增长杂志。6: 135–57.

李，s和t .西库拉尔，2014。“中国的家庭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困和政策”，《中国季刊》。217: 1–41.

林毅夫，2009。经济发展和转型:思想、策略和生存能力。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林毅夫，2012a。揭秘中国经济。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林毅夫，2012b。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与政策的框架。DC华盛顿:世界银行。

林，林毅夫，谭，1999。“政策负担、责任和软预算约束”，《美国经济评论:论文与会议录》。89: 426–31.

世界银行(代表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年。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DC华盛顿: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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